前辈议论，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。张文潜云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虽云妇人、女子、小夫、贱隶所为，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，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入我床下，于七月已下，皆不道破，直至十月方言蟋蟀，非深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、妇、小、贱所为，若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素，姓氏明见于大序，可一概论之乎？且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”，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，郑康成始并入下句，皆指为蟋蟀，正已不然，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，岂其余不能过此乎？以是论《诗》，隘矣。
前辈的议论，有出于轻率不加思考而道理不通的。张文潜说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虽说是妇人、年轻女子、普通工匠、奴隶所作，要而言之非精通文学者不能作，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我床下’，在七月以下，都不说破，直到十月才说蟋蟀，若非精通文学创作能写出这样的诗吗？”我认为三百篇固然有所谓年轻女子、妇人、普通工匠、奴隶所作，但如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素，姓氏清清楚楚出现在《毛诗》序里，能一概而论吗？况且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”，本是说农民外出或居家的时间而已，到郑康成时才并入下句，说都是就蟋蟀而言，已然是错了，如今特别称赞这五句是精通文学之道的，难道其他就没有超过这五句的吗？这样来评论《诗经》，未免偏狭了。
（1073）进士，历官秘书省正字、起居舍人，以直龙图阁知润州，后坐元祐党籍，屡遭贬谪。工于诗赋散文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。
前辈议论，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。张文潜云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虽云妇人、女子、小夫、贱隶所为（2），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，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我床下’（3），于七月已下，皆不道破，直至十月方言蟋蟀，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？”（4）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、妇、小、贱所为，若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素（5），姓氏明见于大序（6），可一概论之乎？且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”，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，郑康成始并入下句（7），皆指为蟋蟀，正已不然，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，岂其余不能过此乎？以是论《诗》，隘矣。
（1） 张文潜：即张耒（1054—1114），字文潜，楚州淮阴（今江苏淮安淮阴区）人。宋神宗熙宁六年
（2） 小夫：指普通工匠。
（3） “七月在野”至“入我床下”：语出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。后引诗句“七月……在户”也出自本诗。
芮：诸侯国名
凡：诸侯国名
尹吉甫：周宣王时重臣
仍叔：周宣王时大夫
家父：也作“嘉父”，周幽王时大夫
苏：诸侯国名
秦康公：春秋时期秦国国君，秦穆公之子
史克：春秋时期鲁国太史
公子素：即公孙素，郑文公时大臣
（5） 召康公：即召公
（6） 大序：《毛诗序》有大序和小序之分。列在各首诗前面解释各篇主题的是“小序”；而在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小序之后有一大段概论全部《诗经》的文字，叫“大序”。按，以上所列人名，散见于各篇小序。
（7） 郑康成始并入下句：《七月》郑笺：“自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十月入我床下’，皆谓蟋蟀也。”按，这几句诗的理解，当以郑笺为是。郑康成，即郑玄。
（4） 按：按，这段话似不见于今本《张耒集》。
（1073）进士，历官秘书省正字、起居舍人，以直龙图阁知润州，后坐元祐党籍，屡遭贬谪。工于诗赋散文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