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迈(1123—1202),字景卢,号容斋,南宋鄱阳(今属江西)人。其父洪皓(1088—1155),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)进士,高宗建炎三年(1129)奉使金国,被羁留十五年,备历艰险,威武不屈,忠义气节名闻天下。洪皓有八子,除幼子外皆入仕,而以长子洪适(kuò)、次子洪遵、三子洪迈最为知名。洪迈于宋高宗绍兴十五年(1145)登博学宏词科,历官起居舍人、中书舍人、同修国史、翰林学士等职,并历诸州知州,宁宗嘉泰二年(1202)以端明殿学士致仕,卒年八十岁,谥文敏。其生平经历,有以下三点特予强调:
其一,词科登第。洪迈与其兄适、遵,皆自幼勤学苦读,博览群书。绍兴十二年(1142),兄弟三人赴试博学宏词科,洪适、洪遵中选。三年后,洪迈再试登第,赐同进士出身。博学宏词科皆在选拔起草诏诰的高级文才,应试资格要求较高,考试内容涉及制、诰、诏、表等十二种文体,既考记览之博,也试翰墨之华。南宋博学宏词科首尾共历一百二十五年,每科录取至多不过三人。洪氏兄弟相继登第,不仅为科场盛事,更是家族荣耀,由此三洪文章名满天下,“屹为一代诗书礼乐宗主”(南宋丘橚 橚《容斋随笔跋》)。
其二,奉使金国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四月,洪迈以起居舍人、假翰林学士出使金国,伯兄洪适、友人周必大、范成大皆有诗送行。洪迈此番赴金,除了礼节性的贺金主登位之外,还肩负两个重要使命:第一,将两国关系由先前的君臣改为兄弟;第二,要求金国归还河南故地。当时敌强我弱,而宋廷态度强硬,盖因此前一年采石之战宋朝获胜之后,误判大势,既争名分,又争领土,但实际上金国根基并未动摇,且本年西线战事宋军复又失利,所以洪迈注定难以完成使命。对他来说,回国之后受弹劾罢官,这是背了时代的锅,恰如正史所说,当建炎、绍兴之际,凡使金者如探虎口,鲜少有能全节而归者。但是因此惹出身后是非,甚至被编排说太学生作《南乡子》词讥之为“村牛,好摆头时便摆头”,遭人格侮辱,这恐怕是他在“慨然请行”出使金国时,万万想不到的。
其三,三次受命编修国史。绍兴二十八年(1158),朝廷复置国史院,次年四月,洪迈以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,参与修纂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朝国史,直到绍兴三十二年(1162)八月罢去。第二次,宋孝宗乾道二年(1166)十月后,洪迈以起居舍人兼实录院同修国史,主持编修钦宗朝国史,至四年六月,修成《钦宗皇帝实录》四十卷并《钦宗纪》。第三次,孝宗淳熙十二年(1185)六月,洪迈以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兼同修国史,接续李焘的工作,次年十一月,进上《四朝国史列传》一百三十五卷。至此,历时将近三十年的《四朝国史》编修工作全部完成,其本纪、列传部分,皆洪迈所作,志的部分,则多出自李焘之手(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三)。
洪迈及其父兄,“父子相承,四上銮坡(翰林院)之值;弟兄在望,三陪凤阁(中书省)之游”,家族荣耀自不待言。其父洪皓以气节扬名,兄长适、遵官至宰辅,洪迈本人也得高宗、孝宗重用,不过与其父兄相比,洪迈的声名成就更多地表现在学术文事方面。他自幼时起“读书日数千言,一过目辄不忘,博极载籍,虽稗官虞初,释老傍行,靡不涉猎”(《宋史》本传),故其治学能兼综四部,出入百家,所涉领域极为广阔。据凌郁之《洪迈著作系年考证》,其著述多达五十余种,可惜多数已经亡佚,今所存者,以《容斋随笔》《夷坚志》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三书影响最大。
《夷坚志》是一部篇幅宏大的志怪小说集,分初志、支志、三志、四志,每志分十集,以天干为顺序编排,甲至癸二百卷,支甲至支癸一百卷,三甲至三癸一百卷,四甲、四乙各十卷,共四百二十卷,今全书残存其半。“夷坚”之名,源自《列子·汤问》:“大禹行而见之,伯益知而名之,夷坚闻而志之。”大约博物尚异者之谓。此书之作,受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影响较大。《夷坚》四志的写作始自青年时期,前后持续六十年之久,洪迈好奇尚异,贪多务得,终身经营志怪,成此巨制,在他这里文人小说第一次由末事末技转变为正宗文事,这一转变意义重大。在其带动之下,南宋小说创作日趋繁荣,郭彖《睽车志》、王质《夷坚别志》更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,流风所及,至于金元。《夷坚志》为后世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,在故事原型、题材模式方面也给后世作者以较多启示(李剑国《宋代志怪传奇叙录》)。
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一百卷,分体唐诗总集,集大成式地汇编有唐一代绝句诗,其中七言绝句七十五卷,五言绝句二十五卷(附六言绝句一卷)。此书初名《唐诗绝句》(或《唐人绝句》),宋代书目或称《唐人绝句诗集》,或称《唐一千家诗》,到明代始有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之名。此书初为洪迈课授学童而作,后蒙孝宗皇帝垂询嘉许,复经多年搜罗整理,考辨勘订,凑足百卷万首之数。绍熙三年(1192)洪迈以全书进呈,光宗嘉其“选择甚精,备见博洽”,洪迈乃请求营建“博洽堂”以夸示荣耀。虽然后世学者对此书之重出误收、编次不当的情况多有批评,但是大凡总集之编纂,此类情况实难避免,且洪书之重出误收数量有限,总计也就是百首左右(陈尚君)。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说:“唐人绝句一体诗较复多存,此公搜采功,不可废也。”这是对洪迈保存唐诗文献重要贡献的客观评价。
当然,最能体现洪迈学术功力,代表其学术成就的,还是他的《容斋随笔》。
和《夷坚志》一样,《容斋随笔》也是个总书名,细分有《随笔》(下称《初笔》)《续笔》《三笔》《四笔》《五笔》共计五集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洪迈使金辱命,被劾罢归乡里,开始本书的撰写,时年四十岁,至淳熙七年(1180)十六卷书成,历时十九年。其后进入《续笔》的写作。淳熙十四年(1187)洪迈入侍皇帝,孝宗称赞《容斋随笔》一书“煞有好议论”,洪迈受宠若惊,自谓“书生遭遇,可谓至荣”,再接再厉,笔耕不辍,至光宗绍熙三年(1192),《续笔》十六卷完成。此后《三笔》于宁宗庆元二年(1196)完成,用时五年。《四笔》更快,计日程功,用时仅一年。《五笔》之作,作者未竟而卒,仅成十卷。自始事至绝笔,前后整整四十年,贯穿了洪迈的后半生。
书名何谓?“容斋”的意思稍微复杂一些,其渊源可能需要追溯到苏轼那里。宋哲宗绍圣三年(1096)岁杪,苏轼在惠州,有短文《名容安亭》:“陶靖节云:‘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。’故常欲作小亭,以‘容安’名之。”不料数月后即再贬琼州别驾,此亭“欲作”而未果,而“容安”二字作为书斋居室之名,就此流传开来。徽宗崇宁二年(1103),南剑州人陈渊以“容斋”命名江陵学官之书室,其《容斋记》云:“天地亦大矣,曾不能外吾方寸之地,则是身之在心,犹海中之一沤耳。万物之理,大则不容,小则易措,故人能沤视其身者,必能随所托而安之。……得其所安,则无隘而有余;失其所安,则无广而不足。所安之得失,皆自其心,则斋之有容,不可以他求也。”斋之有容,当求之于心;以我之心容天地之大,则可任随身之所托而安,这不妨理解为陈渊对苏轼所拈“容安”二字的解释。洪迈对苏轼极为敬重,其用“容斋”以名书室兼以自号,应非偶然。读书治学,雅斋自适,这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港湾,是俯仰自得的精神家园,同时,我们也不难从这一个“容”字之中,窥见洪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术气象。此书斋名其内涵源自陶、苏,又得洪迈为之增光添彩,故后世广泛沿用,不乏其例,如晚清南京愚园之容安小舍、钱锺书先生之“容安馆”等等。
“随笔”一词,洪迈之前很少见于书名,但其意并不高深,他自己在《初笔序》里就有解释说:“意之所之,随即纪录,因其先后,无复诠次,故目之曰‘随笔’。”简言之,这就是他随手记录的读书笔记,书读得杂,内容自然就广泛而不限于某一方面。几十年点点滴滴的读书和思考,集腋成裘,汇为鸿篇。
《容斋随笔》之《初笔》成书之后,即在婺州(今浙江金华)付梓,后传入宫中,孝宗皇帝所见即此,此本已佚。今存宋本有两种:一、章贡本,嘉定五年(1212)洪迈之从孙洪伋刊于赣州郡斋,五集合刊本,存《初笔》《续笔》。二、残宋本,刊刻年代在章贡本之后,具体年代不详,仅存《四笔》卷一至卷五(有缺页)。今存明本较多,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明孝宗弘治八年(1495)会通馆铜活字本。“民国”二十五年(1936)影印的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,所据底本即上述三本。孔凡礼先生点校《容斋随笔》,即以丛刊本为底本。
关于本书的特点和价值,角度不同,言人人殊。洪迈族孙、清代洪璟序其书云:“先文敏公容斋先生《随笔》一书,与沈存中《梦溪笔谈》、王伯厚《困学纪闻》等,后先并重于世。其书自经史典故、诸子百家之言,以及诗词文翰、医卜星历之类,无不纪载,而多所辨证。昔人尝称其考据精确,议论高简,如执权度而称量万物,不差累黍,欧(阳修)、曾(巩)之徒所不及也。”兹以此数端,约略言之。
一兼综四部,淹通赅博
《容斋随笔》五集,七十四卷,共计一千二百二十则。通体观之,内容广博,考辨精审,议论深刻,但是作者书海拾贝,读到哪写到哪,读者很难把握全书的体例和架构,这就给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。许逸民先生主编《容斋随笔全书类编译注》,将全部条目分为二十类,曰为政通鉴、人物品评、稗史杂记、史论考辨、轶事遗闻、职官选举、学校科试、典章制度、国计民生、动植物产、经史掌故、诗词丛话、文章琐议、字韵训诂、碑帖器物、天文地理、风俗节令、佛学禅理、医卜星相、灾祥术数。可见此书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历史、地理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民俗、科技等各个领域,是一部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百科全书,洪迈之学可谓浩浩汤汤横无际涯。这里仅略述其史学和文学两方面。
如张富祥先生《容斋随笔通说》所言,全书的重点是史学,是史事的杂记、考证和评论,“最多的是历史人物事迹的集录、辨证、比较和评价,其次是历代典章制度特别是官制源流及相关故实的擿抉发覆和辨订,再就是以科举制度为主的文化史料的考察……融汇全书的主要是史学,考证的重点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等,对当代编纂的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亦多所辨误”。究其所以,洪迈早年读书即以史部为重,有《左传法语》《史记法语》《西汉法语》《后汉精语》《三国精语》《晋书精语》《南朝史精语》《唐书精语》等一系列读史笔记,其中于《汉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尤为精熟。《容斋四笔》卷十一夫子自道:“予自少时读班史,今六七十年,何啻百遍,用朱点句,亦须十本。”《宋史》本传记载:“迈考阅典故,渔猎经史,极鬼神事物之变,手书《资治通鉴》凡三。”他平生于史学领域耕耘日久,用功甚深,著述丰硕,故王国维在《宋代之金石学》一文中将其与司马光、袁枢并列为宋代史学的代表人物。
其次是文学。洪迈在诗歌方面尤其推重杜甫、白居易、苏轼,据学者统计,《容斋随笔》全书共提及杜甫五十七次,白居易八十七次,苏轼一百四十四次。他又是当时一流的文章高手,不惟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和唐宋诸家之古文极为精熟,更由于其人“初习词科,晚更内制,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),乃是当时的四六文名家。《容斋三笔》卷八有《吾家四六》一条,洪迈对两位兄长尤其是自己所作四六名句如数家珍,洋洋洒洒数千言,虽云“但以传示子孙甥侄而已,不足为外人道”,而其自得之意宛然如在目前。同时代人对洪迈的文学造诣颇多称誉,如范成大《送洪景卢内翰使虏》云:“平生海内文场伯。”辛弃疾《满江红·席间和洪景卢舍人兼简司马汉章大监》云:“天与文章,看万斛龙文笔力。”《容斋随笔》一书中有丰富的诗话、文话等,有两百多条集中评诗论文,后人据以辑为《容斋诗话》《容斋四六丛谈》。
二辨证考据,树立典范
洪迈读书治学用力专深,视野开阔宏通,学术触觉敏锐,大胆质疑,细心求证,考镜源流,纠谬辨伪,这在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,放在当时理学盛行空谈心性的大背景下,更是非常难得。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说:“大抵考证之业,宋儒始引其绪,刘攽、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。至清而大盛。”聂崇岐《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序》说:“其考据,博引详征,不苟同,不苟立异,不为高奇之论,而以至当为归;淹通处,时可方驾深宁(王应麟)。”孙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指出洪迈考据之学有三大特色:一是义理与考据并重,既反对穿凿为说,又反对烦琐考证;二是具有怀疑和考实精神,重视纠谬辨伪;三是利用金石材料与文献参证。此皆不刊之论。
先就《随笔》卷一数则举例言之。《浅妄书》一则,疑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一书为伪书,谓其浅陋谬妄不值一提,征引唐史信手拈来。又《五臣注〈文选〉》一则,批李周翰连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却敢胡乱注书,讽之为“小儿强解事”。《〈史记〉世次》大胆质疑司马迁所纪帝王世次,历历算来,证其漫诞无稽并非信史。《裴晋公禊事》一则,以白居易诗证《新唐书》之误,确考裴度卒于开成四年(839)。以上所论,皆确凿不移。
再如卷四《宁馨、阿堵》一则:
“宁馨”“阿堵”,晋宋间人语助耳。后人但见王衍指钱云:“举阿堵物却。”又山涛见衍,曰:“何物老媪,生宁馨儿?”今遂以“阿堵”为钱,“宁馨儿”为佳儿,殊不然也。前辈诗“语言少味无阿堵,冰雪相看有此君”,又“家无阿堵物,门有宁馨儿”,其意亦如此。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,帝不往视,后怒谓侍者:“取刀来,剖我腹,那得生宁馨儿!”观此,岂得为“佳”?顾长康画人物,不点目睛,曰:“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中。”犹言“此处”也。刘真长讥殷渊源曰:“田舍儿,强学人作尔馨语。”又谓桓温曰:“使君,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?”王导与何充语,曰:“正自尔馨。”王恬拨王胡之手,曰:“冷如鬼手馨,强来捉人臂!”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“宁馨”字为问,犹言“若何”也。刘梦得诗:“为问中华学道者,几人雄猛得宁馨?”盖得其义,以“宁”字作平声读。
针对黄庭坚等人对“宁馨”“阿堵”的错误理解,洪迈旁征博引,正本清源,以《晋书》和《世说新语》的语言材料互相参证,凭借六条一手文献纠正前人谬误,揭示了这两个词语的本来意义。其学问淹通赅博,根柢牢固,考据精审,于此可见一斑。他如卷一《唐平蛮碑》、卷五《廿卅卌字》以金石与文献参证,卷八之《〈谈丛〉失实》考辨当朝史事,卷十四《博古图》辨当时金石文物研究之荒陋可笑,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马元调《容斋随笔跋》引用其师娄子柔的话说:“考据议论之书,莫备于两宋,然北则三刘、沈括,南则文敏兄弟,欧、曾辈似不及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所以誉此书“南宋说部,终当以此为首”,这应当是一个主要因素。
三论史高简,卓有识见
洪迈一生见多识广,位列显贵,社会经验丰富,与君王权贵关系亲近,为当世名流,远非一些读死书之腐儒可比,故其论史高屋建瓴,多以为政之道为本,针对时弊言必有中,对国事民瘼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。另一方面,他的所有议论又都以勤学苦读为基础,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思考,大异于放言高论游谈无根之士,故能卓然成一家之言。
如《初笔》卷二《汉采众议》考论汉史,贾捐之等以郎、大夫之微,排斥公卿百官之定议,独陈异说而蒙采纳,可见当时“犹有公道存焉”,洪迈感慨道:“每事皆能如是,天下其有不治乎?”卷五《平津侯》论公孙弘其人虽“意忌内深”,当汉武帝好大喜功之时并未逢君之恶,而能独持异议,誉其“足以为贤相”。卷八《东晋将相》谓东晋能存国百年,其根本原因在于用人,“以国事付一相,而不贰其任;以外寄付方伯,而不轻其权”,文臣武将各得其宜,并直率批评朝廷用兵“忽去忽来,兵不适将,将不适兵”之弊。卷九《陈轸之说疏》批评战国纵横家趋一时之利而不顾是非正义,《范增非人杰》否定范增为人杰之说,胪列史事,证其为战国纵横家之余,实一见利忘义之辈耳。卷十二《恭、显议萧望之》,批评当时外戚擅政、宦官专权,人主优柔无决断,是皆国家衰微颠覆之由;《曹操用人》一则,盛赞曹操“知人善任使,实后世之所难及……无小无大,卓然皆称其职”,谓其无敌于当时,乃是历史必然,非侥幸所以致之。如此之类,其意皆在汲取前代治国的积极举措,探索王朝兴衰规律,考察历史人物功过是非,以为当代治国为政之镜鉴。
又如卷五《韩信、周瑜》:
世言韩信伐赵,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,绝其粮道,成安君不听。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,还报,则大喜,乃敢引兵遂下,遂胜赵。使广武计行,信且成禽,信盖自言之矣。周瑜拒曹公于赤壁,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,会东南风急,悉烧操船,军遂败。使天无大风,黄盖不进计,则瑜未必胜。
是二说者,皆不善观人者也。夫以韩信敌陈馀,犹以猛虎当羊豕尔。信与汉王语,请北举燕、赵,正使井陉不得进,必有它奇策矣。其与广武君言曰:“向使成安君听子计,仆亦禽矣。”盖谦以求言之词也。方孙权问计于周瑜,瑜已言:“操冒行四患,将军禽之宜在今日。”刘备见瑜,恨其兵少,瑜曰:“此自足用,豫州但观瑜破之。”正使无火攻之说,其必有以制胜矣。不然,何以为信、瑜!
这里指出韩信、周瑜之所以能克敌制胜,关键不在于史书所强调的那些偶然因素,而是其身为名将之对于全局大势的准确把握和据以应对的韬略奇策,其识见胸襟才是成就一代名将的根本,是可谓真知韩信、周瑜者。所谓“善观人者”,视作洪迈自许之言,不为过誉。
再如卷十《战国自取亡》:
秦以关中之地,日夜东猎六国,百有余年,悉禽灭之。虽云得地利,善为兵,故四世有胜,以予考之,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。
韩、燕弱小,置不足论。彼四国者,魏以惠王而衰,齐以闵王而衰,楚以怀王而衰,赵以孝成王而衰,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。魏承文侯、武侯之后,表里山河,大于三晋,诸侯莫能与之争。而惠王数伐韩、赵,志吞邯郸,挫败于齐,军覆子死,卒之为秦所困,国日以蹙,失河西七百里,去安邑而都大梁,数世不振,讫于殄国。闵王承威、宣之后,山东之建国莫强焉。而狃于伐宋之利,南侵楚,西侵三晋,欲并二周为天子,遂为燕所屠。虽赖田单之力,得复亡城,子孙沮气,孑孑自保,终堕秦计,束手为虏。怀王贪商於六百里,受诈张仪,失其名都,丧其甲士,不能取偿,身遭囚辱以死。赵以上党之地,代韩受兵,利令智昏,轻用民死,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,几于社稷为墟,幸不即亡,终以不免。此四国之君,苟为保境睦邻,畏天自守,秦虽强大,岂能加我哉!
此论六国之亡,根本都在于“好兵贪地”,自取灭亡,如何可以避免这种结局?关键要做到“保境睦邻,畏天自守”,果能如此,即使面对强国亦不足惧。
又卷十六《一世人材》:
一世人材,自可给一世之用。苟有以致之,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。今之议者,多以科举经义、诗赋为言,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,不能致实学,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。是不然。成周之时,下及列国,皆官人以世。周之刘、单、召、甘,晋之韩、赵、荀、魏,齐之高、国、陈、鲍,卫之孙、宁、孔、石,宋之华、向、皇、乐,郑之罕、驷、国、游,鲁之季、孟、臧、展,楚之斗、 蒍、申、屈,皆世不乏贤,与国终毕。汉以经术及察举,魏、晋以州乡中正,东晋、宋、齐以门地,唐及本朝以进士,而参之以任子,皆足以尽一时之才。则所谓科目,特借以为梯阶耳,经义、诗赋,不问可也。
时代不同,选人用人的方式和手段也就大不相同,取士之法,并无定法,要在因时应事,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,而非纸上谈兵,坐而论道。洪迈能识古今之变,不拘成说,见解宏通。
以上所论只鳞片爪,略窥洪氏学术堂庑之一隅而已。洪迈之学庭院深深,在宋代学术史上高视阔步,气度不凡,前人之述备矣。晚清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卷八云:“(南宋)诸家当理学盛行之时,不务为心性空谈,独为根柢实学,于以箴陋砭荒,厥功甚伟。洪氏此书,尤俭岁之粱稷,寒年之纤纩。”张舜徽先生《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途径》一文中则说得更透彻些:
人们每一提到宋代学术,便毫不例外地以理学为中心,以为空谈心性,可以概宋代学术之全。……其实,宋代学者气象博大,学术途径至广,治学方法至密,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、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,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,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,都已由宋代学者们创辟了途径,准备了条件。宋代学者的这种功绩,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,而不容忽视和湮没的。
这段话,用来评价洪迈和他的《容斋随笔》,是很允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