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末年，盗贼滋起，大群至数千人，小群以百数。上使使者衣绣衣，持节虎符，发兵以兴击，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，于是作“沉命法”，曰：“群盗起不发觉，觉而弗捕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”其后小吏畏诛，虽有盗，弗敢发，恐不能得，坐课累府，府亦使不言。故盗贼浸多，上下相为匿，以避文法焉。光武时，群盗处处并起。遣使者下郡国，听群盗自相纠擿，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。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，皆勿问，听以禽讨为效。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，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，皆不以为负，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，唯蔽匿者乃罪之。于是更相追捕，贼并解散。此二事均为治盗，而武帝之严，不若光武之宽，其效可睹也。
汉武帝末年，盗贼越来越多，大的团伙多达数千人，小团伙也有百人之多。皇帝派遣使者身着绣衣，持节握符，发兵进剿，斩首大团伙盗贼多至万余级，于是制定“沉命法”，规定：“盗贼团伙出现而没有发觉，发觉了而没有捕获满额的，二千石以下以至主事小吏都处死刑。”此后小吏害怕被杀，即使有盗贼，也不敢上报，担心抓捕不了，被上级考核累及郡府，郡府也令其不要上报。所以盗贼越来越多，上下相互隐瞒，以躲避法律条文制裁。汉光武帝时，盗贼团伙到处都是。皇帝派遣使者下至郡国，听任群盗互相纠举揭发，五个盗贼共同斩杀一贼的免其罪行。小吏即使逗留回避故意放纵盗贼，也一概不予追究，只看抓捕剿灭的成效。自牧守至令长等各级官员因境内有盗贼而不抓捕的，以及因为畏惧软弱弃城失职的，都不视为过失，只以捕贼数量为考核依据，唯有藏匿盗贼者才会被判有罪。于是群盗互相抓捕，团伙土崩瓦解。这两件事都是惩办盗贼的，而汉武帝之严厉，不如光武帝之宽缓，其效果一目了然。